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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也有一个功夫熊猫的梦

徐小平

不能没有梦

迄今为止,我已经看过四遍《功夫熊猫》。《功夫熊猫》最打动我的地方,不是那些眼花缭乱的武功招式,不是那些意味隽永的幽默哲理,甚至也不是阿宝打败对手时的英“熊”壮举——影片最让我难以忘怀的,是阿宝想去参加选拔大赛的火箭坐椅被爸爸吹灭之后,他跌倒在地,万念俱灰,一脸愁云惨雾地爬起来,心灰意冷地答应跟老爸回家做面条的那一组镜头。

那一刻,我居然也流下了一串“熊猫的眼泪”。因为,这组镜头极生动地诠释了励志教育的一个基本原理:一个人(或熊猫)生命最重要的价值,不在于他现在是否成功,而在于他是否有成功的梦想,是否有为成功而奋斗的机会、权利和自由——为了那些别人看来荒诞不经、狂野无稽的梦想奋斗的机会、权利和自由!

梦想的存在,是对于没有梦想者的挑战与冒犯,所以做梦的人往往会遭到他人的质疑和反对。阿宝的梦想,尽管看上去遥不可及,但依然是一个支持他不被平庸生活淹没的精神支柱,一个不断给予阿宝生活信心与乐趣的动力源泉。

我们可以不成功,但我们不可以没有梦!阿宝的绝望唤起了我自己一段类似的回忆。

为梦想而奋斗

1994年夏天,我回国创业的梦想破灭。为了家庭责任,我抱着两岁的徐赶,牵着五岁的徐超,跟着三十几岁、唯恐青春老去的“徐娘”,回到了加拿大。

一离开中国,我立即陷入了那种失去梦想、没有希望的生活。也许当时的我还是有梦想的——我当时最大的梦想,就是在加拿大找一份“像样的工作”,养活老婆孩子,度过家庭危机,过一种加拿大人普遍向往的中产阶级的“幸福”生活。创业失败导致自信崩溃的我,有点像阿宝的老爹那样,成天想的就是找一份面条店或是豆腐店的工作。只要能赚钱,那里就是我的伊甸园。

养活老婆孩子是男人的基本职责,可是从小学音乐、搞艺术长大的我,还有多少人生之梦、暮春幻想没有实现啊。

加拿大是一个美丽富饶的梦想之国,但对我而言,只能做梦。要使这一切梦想成真,我只有一个地方可去,那就是回国,回到孕育了我人生梦想的中国。

那干脆再次回国?这个说起来容易的事情,当时我却连想都不敢想。如果回国,家庭责任、经济开销、孩子的教育、太太的住房……就会成为一个个无法解决的难题。

做面,还是做梦?我真是左右为难。

这时,一位朋友知道了我的困境,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援助之手。她说:“阿宝,现在有一个工作机会,你要不要做?”

我的英文名字叫Bob,音译为“阿宝”,也算是神译。

我眼睛一亮,赶紧问那是什么工作。我听到那位我至今依然尊敬、感激,一直保持友好交往的朋友对我说:“你知道我的先生是个驾驶教练,你可以跟我先生当学徒,做个驾驶教练,教人学车,一年的收入肯定比现在多。”

驾驶教练?我做驾驶教练?

虽然当时我太太对我无比失望,但她还是认定我是一个天才,尊重我的梦想,不愿把我放在面汤或气缸里毁掉。她沉思了几秒钟,然后坚定地说了一声“NO”,使我回到了虽然脚下无路可走,但梦想依然云霞灿烂的现实生活中。

如果我太太当时说了“YES”呢?我相信我会去做那份工作,但做不了多久就会放弃。回想起来,我之所以能够在种种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存活下来并反败为胜,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,从来没有承认过失败。即使我有过泰山压顶的艰难时刻,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这一人生壮美境界的渴望。

坚持自己的选择

在加拿大挣扎了一年多,随着俞敏洪的到来,我1996年初再次回到北京,加盟新东方,开始了那段激动人心的追梦之旅。

即使在那个时候,我那即将升空的土火箭坐椅,还是差点被人吹灭,我差点跌倒在地。

那是我回国不到两个月的时候,我的三个姐妹中的一个姐姐从老家给我打来电话,她代表全家人来劝导我放弃北京,回加拿大去尽家庭责任。

任我怎么解释我在北京干着多么有希望、有意义、有前途、有“钱途”的工作,她就是不依不饶,认定我回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,对我个人和家庭都不利。

亲人的规劝当然有道理,但我在北京奋斗难道就是胡闹?谁说第一次创业失败,就不允许我擦干眼中的泪水,洗净脚下的污泥,重新开始第二次奋斗?谁说一个梦想破灭,就不能再续一个新的梦?做一个追日的夸父——要么神勇地追上太阳,要么壮烈地倒在途中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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